杨行密与孙儒之间的淮南生死对决，开始于大顺二年七月，终于在景福元年六月画上句号。这场贯穿三年的历史性战斗，不仅是个人间的生死较量，也深刻地影响了十国的命运，甚至改变了南北方的政治格局。
大顺二年七月，孙儒以火攻扬州为开端，随后迅速集结五十万大军，决心一举铲除杨行密这一最大劲敌。当时，杨行密的智囊团成员戴友规迎来了自己最关键的时刻。自杨行密的第一谋士袁袭去世以来，戴友规便成为杨行密最为信赖的核心人物。戴友规曾成功说服杨行密坚守宣州，这一战略决策在当时被视为非常具有远见，足见他在杨行密心中的独特地位。
眼下，面对孙儒的强大攻势，戴友规再次进见杨行密，毫不避讳地分析形势：“孙儒的兵力不仅庞大，而且精锐，兵员大多来自蔡军。蔡军素有铁血之名，士兵凶狠残忍，食人之事屡见不鲜。而我们的部队多由淮人组成，个头矮小，体质虚弱，双方实力悬殊。若是在同等条件下交锋，我们恐怕难以取胜，尤其是孙儒的兵力足足是我们数倍之多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眉头紧锁，语气越发沉重，“如今，孙儒已经布兵在城下，帐篷如林，形势危急，我们急需一位能够独挡一面的将才。”
展开剩余76%杨行密听后，心中震动，深知戴友规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。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，重新启用田覠与刘威，尽管二人之前多次失利。战局已是岌岌可危，眼下他们依旧是军中不可或缺的支柱。杨行密意识到，若不及时调整，局面将不容乐观。
到了景福元年，局势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常州，在刘建峰离开后被甘露镇的陈可言占据，而常州地理位置至关重要，控制此地便能掌握南北之路的要道。此时，孙儒正忙于与杨行密的较量，无法顾及常州的战事。趁机，张训带领大军直扑常州，目标明确，誓言拿下此地。
然而，陈可言却完全低估了敌人的威胁，在敌军渐渐逼近之际，他愚蠢地选择迎战，甚至没有尝试撤离。若他及时弃城逃走，或许还能保住性命，但在混乱中与张训展开激战，最终一剑丧命。杨行密听闻此事后感叹道：“一剑下常州，岂不壮哉！”张训的胜利，不仅为战局带来了转机，也鼓舞了其他将领的士气。
紧接着，杨行密指派陶雅前往润州执行战略任务，誓要夺回这个重要的据点。润州，古称京口，位于长江之滨，是浙江的门户，一直是孙儒的重要粮道之一。虽然陶雅的声名不如李神福，但他沉稳谨慎，一步步稳扎稳打，在杨行密的指挥下成功攻占了润州，彻底切断了孙儒的粮源供应线。
然而，孙儒并未因润州失守而气馁，他依旧在宣州指挥作战，并试图通过与盟友时溥合作来突破僵局。时溥在徐州集结三万兵力，打算从南方通过楚州进攻扬州，以稳固孙儒的后方。但他的计划却完全暴露在朱全忠的眼皮底下。杨行密得知后，立刻派遣张训与李德诚迎击时溥。随后的寿河之战，张训与李德诚联手大破时溥的军队，斩首三千，极大地鼓舞了杨行密的军心。
时溥的局势愈加困难，丧失楚州后，他的部下张璲与张谏纷纷投降朱全忠阵营，时溥逐渐失去支持，最终在燕子楼自焚而死，留下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。
随着战局逐渐倾斜，杨行密的军队在广德屡次取得胜利，孙儒的阵地接连被击破。而天公似乎也站在杨行密一方，连日的暴雨让孙儒的蔡军遭遇水土不服，瘟疫蔓延，士气低落，粮草紧张。此时，杨行密再次派遣张训，果断切断了孙儒最后的粮道——安吉。
在局势愈发不利之时，孙儒决定派遣刘建峰与马殷前往周边州镇寻求粮草支援，然而始终未能解决困境。孤立无援的他，内心充满不安，感到即将面临巨大的灾难。淮南军队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，依靠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开始扭转战局，逐渐蚕食着孙儒的军力。
当一切希望破灭，孙儒的曾经骄横气焰已荡然无存。死亡的阴影悄然降临，昔日那些以食人肉为手段的凶残士兵，如今纷纷染上瘟疫，孙儒也未能幸免。得知孙儒病重的消息后，杨行密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。
在这关键时刻，田覠与安仁义的出奇表现令人瞩目。两人迅速突破了孙儒的防线，连续击破了五十多个敌营。命运弄人，孙儒此时病得虚弱无力，根本无法做出有效反抗。
最终，田覠亲手擒获了孙儒。关于孙儒的最终被捕，史书有两种版本，一种说法是他被田覠亲自捉拿，另一种则认为由于孙儒病重，部下失去信心，最终将他交给了杨行密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杨行密果断地处决了孙儒，并亲自将其首级送至京师。
孙儒，曾是十国中的枭雄，一度被视为大魔王，最终在与杨行密的殊死较量中败下阵来。而杨行密凭借这一场以弱胜强的精彩胜利，成功跻身为十国最强大的国君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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